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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开闢新天地

[2020-07-22 04:30] 来源: tyc申博sunbet官网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开闢新天地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开闢新天地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根据这一定位,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基本方略,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位列其中。这就是说,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实践必须以我国发展总目标、总任务、总布局为指向,为己任,这是“一国两制”初心所决定的,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始终不忘初心    牢牢把握方向

    “一国两制”方针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同年三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港督麦理浩,明确表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我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一九八一年九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央发表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小平同志随后将其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了加紧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历史任务。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四日邓小平在会见柴契尔夫人(注:港译戴卓尔夫人)时明确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迴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由此开启了“一国两制”实践。可以看出,“一国两制”应运改革开放而生,以服务三大历史任务为使命,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

    遵循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我国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达成关于香港、澳门的联合声明,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持下,由内地和港澳各界人士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完成了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为顺利实现国家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保持港澳在回归前和后的平稳过渡和繁荣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充分展示出服务三大历史任务的战略意义和政策活力。

    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对“一国两制”实践作了全面总结。他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中央贯彻‘一国两制’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準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他进一步指出,“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继而,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略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和要求,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必须把握的行动指南。

    二、夯实宪制基础    巩固宪制秩序

    二○一七年七月一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时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理解和把握这个宪制基础,首先要确认宪法在我国全部领土,包括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家以现代化建设为根本任务的指导思想,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一国为前提的当然应有之意,因此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所必须坚持的。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宪法以专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从而使“一国两制”成为国策,同样体现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是随后制定的基本法得以成为一项全国性法律,在全国一体遵行,并在特别行政区具有宪制性法律地位的前提条件。

    宪法是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是宪法的“子法”。离开了宪法所体现的一国的原则和内涵,基本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作为落实国家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方针政策的基本法,如果不是建立在“一国”的前提基础之上,就不可能在特别行政区发挥制度保障作用。所以说是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香港和澳门回归之所以说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首先就是宪制基础的改变,即用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基础取代了港澳原来的宪制基础(香港是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澳门是葡萄牙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要做到全面理解基本法的各项规定,準确把握特别行政区制度,首先要搞懂新的宪制基础,夯实这个基础。

    新的宪制秩序是建立在新的宪制基础之上的,其基本内容是,香港、澳门是我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特别行政区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辖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为依据。原有法律要採用为特别行政区法律,须不得抵触基本法,并符合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由于宪制基础的改变,由旧宪制基础统领并由原有法律构成的宪制秩序必然要在新宪制基础上作出调整,所遵循的原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处理香港、澳门原有法律的决定的规定,即採用为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原有法律“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澳门)的地位和基本法的规定。”从而形成新的宪制秩序。这个改变是结束殖民统治,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必然要发生的。解决回归后的重大政治法律问题,只能从巩固新宪制秩序入手,这样才能保证“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三、把握核心制度    落实政治体制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这对于我们準确理解和把握特区的政治体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基于实行“一国两制”的需要,在特别行政区,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的授权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中央授予多少权特区就享有多少权;授权不是分权,中央可以对特区行使的权力进行监督。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是特区宪制秩序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一国两制”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这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需要。而要实现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在特区就必须有一个负责机制。由于我国不在特区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为解决特区向中央负责的问题,特区的政治体制设计为以行政为主导,明确规定行政长官是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须对中央和特区“双负责”。行政长官的主要职责是代表特区,领导特区政府,负责执行基本法和适用于特区的其他法律。行政长官切实负起基本法赋予的职责,关係维护特区宪制秩序,“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的关键。因为行政长官是连接中央与特区的重要枢纽,必然要在特区政权机构的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

    “三权分立”体制从来就不是在香港或澳门实行的体制,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地方必须对中央负责的需要,因此,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设计香港或澳门政治体制的选项。基本法把执行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职责赋予行政长官,就是要由行政长官就此对中央和特区负起责任。基本法之所以规定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行政主导体制,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必须符合特区的法律地位,二是必须符合特区作为国际性工商业都市的实际需要,三是必须保留原有体制行之有效的部分,实践证明,这是最有利于特别行政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今后,这一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也必须符合上述原则。

    制度再好还要靠人来执行。由爱国者治港、治澳是“一国两制”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準,不只是政治伦理,而且是法律规範,两部基本法都对此作出专条规定。依法宣誓,真诚信奉,切实履行誓言是每个治港者、治澳者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

    四、融入发展大局    创新发展优势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针和布局,与“一国两制”新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繫。其中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节中深刻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为此,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港澳自身的发展只有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从中发挥独特作用,才能体现价值所在。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优势,提升自身竞争力。为此,就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建成现代化强国,直接关係每个企业的兴旺发达,直接关係千家万户获得感、幸福感的增加。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以共商共建共用为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要建设和平、繁荣、创新、开放、文明之路。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与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内在有机联繫:着眼前者,后者的发展空间才能远大,发展路径才能多样,发展动力才可持续。服务前者,后者才能成为依託内地,面向国际的重要节点和桥樑,赢得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红利”。香港、澳门各自都有独特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宝贵资源,但也必须正视自身的“短板”,特别要警惕“泛政治化”漩涡和民粹主义的泛起,否则将给港澳社会带来灾难性的损害。

    自回归以来,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已经积蓄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这不能成为但求安逸的包袱,而应化作开拓新局的动力,这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的重要方面。澳门因开放而造就,在新时代更应以开放的胸襟,担当的精神去创造一个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大有可为的新澳门,这是广大澳门同胞的期待,也是国家对澳门的期待。

    徐    泽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注:徐泽在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系列活动——“一国两制”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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